第八十九章 往事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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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箫在姑姑家这几天，本想在找出家谱来看，可是想到看了之后定然会茶饭不思，姑姑也会问起，也就不再打算拿出来了。
这晚，姑姑来到他的房间，见他还没有睡下，就跟秦箫说：
“秦箫，你来就是想知道你父母的事情，我就告诉你吧。”
秦箫一直等着姑姑来找他，并把父母的事情告诉他，于是也就不再言语，姑姑秦萍找了个椅子坐下，说道：“其实，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岁，但是这件事情的缘由也还是要从南北寺中学说起。”
秦箫一愣，没想到当年的事情竟然跟现在已经不存在的那所古刹中学有关，这让秦箫一下子来了兴趣，于是说道：“我知道我父亲也是在那所中学毕业的。”
姑姑点了点头，说道：“但是我还小，当时没有到那上学，你叔叔也没有，只是你父亲在那上学，你父亲就是在那里遇到了你母亲……”
如果说起那个时代，就是崇尚绿军装和忠字舞的年代，每天的广播中都是那些斗志昂扬的歌曲，上学一天也几乎上不了几节课。
秦伟每周回家一次，其实ZP县在清朝属于JN府，后来新中国成立，重新划给了HM地区，而河东村离南北寺中学的距离大约有二十多里路，每周回家，秦伟都要步行，然后背着一周的干粮和咸菜回校。
前番已经说过，南北寺中学就是那个时候拆了一座没有留下名字的古寺建起来的。寺院位于本县东南的LC镇的山坳中，秦伟过这种日子是十分苦的，秦家当时已经不能以祖业为生，而是要靠生产队的工分过活。而秦家只有秦羽汉一支，长子秦伟正在读高中，弟弟秦勇和妹妹秦萍也还没有成人。所以劳动力只有秦羽汉夫妻两口，养活三个孩子，实在心有余力不足，秦伟也懂事，每次就把高粱馒头带走，留下玉米面的给家人。
春秋还好，可是一到了冬夏，就麻烦了。夏天这山林中十分潮湿，馒头不到四天就开始长毛，秦伟只能把这黑黑的馒头长出的“绿衣”剥去才能食用；冬天，温度一降到零下，馒头就冻得硬邦邦一块疙瘩，即便放在开水缸子里，也听得缸子被馒头来回敲得叮当作响。
好在总算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本来班主任宋老师让秦伟考大学，这是这所中学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冲击大学的尖子生。毕竟那个时候，每天就是各个村庄跟着老农体验生活，帮助生产队生产，总之，能坐在课堂上的时候很少。
秦伟几次跟父亲秦羽汉说要回家不念书了，要帮着父母挣工分，秦羽汉也知道孩子是懂事知道为家里分忧，但是也经不起几次三番的提起，这可是触犯了秦家书香门第的祖训，老爷子一下子就抽了秦伟一耳光，从此秦伟便不再提辍学的事情了。
常年的校园艰苦生活，秦伟有一阵子都患了夜盲症。也许是因为秦伟圣体支持不住了，也许是因为秦伟自己主动放弃，最终高考，他没有通过。这次秦羽汉也没有什么话说了，只是叹了口气，不再追究。
马上就要离校了，整个高二（注：当地当时没有高三，高二即时毕业生）年级要排练节目，准备毕业典礼，有练习三句半的，有准备朗诵臧克家的诗作的，有合唱也有独奏。秦伟平时喜欢听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杜鹃山》这些样板戏，于是他准备唱杨子荣的“打虎上山”那一段。经过校领导的审核，竟然通过了，就让秦伟在毕业典礼上献唱《打虎上山》，这让他兴奋不已。
因为当时，全校人数也就三百来人，参加典礼的也有高一的学弟学妹，他终于有机会最后一次展示一下自己的唱腔与才华了。
这也不是秦伟第一次唱了，在这高中的两年之中，他就多次代表校文艺队，到地区去给各个生产大队和公社或者工厂汇演过，算是小有名气，而也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认识了后来ZP县医院的院长张正军。后来，张正军也和秦伟一起，跟着秦羽汉学习传统医学，但是当时没有拜师的说法，而张正军又比秦伟大不少，所以，秦羽汉一直也把张正军当做朋友，而不是徒弟看待。
但是不同的是，以往的表演，都是学校或者当地的工会或者文工团提供服装，而这次，秦伟需要自己解决着装问题。
这一下子可难住了秦伟，幸好秦箫的母亲刘文青想了个理由，问家里要了粮票，带着钱到合作社里买来了白衬衣和军绿裤子，于是秦勇又问附近的村庄，用两盒“小金鱼”和死缠烂打的代价，才问民兵借来了帽子。至于皮鞋，只好借来了班主任宋老师的唯一的那双皮鞋，虽然小一个号码，但是至少能体面的过去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又要多说一些废话。在那个时代，谈起样板戏，可以说几乎人人都可以哼上几句。特殊时期后，粉碎了四人帮，样板戏的主要主导人，或者说是总导演（有的是自封，有的也是确实如此）的她也被打倒。
对于样板戏，我们再回首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动作，毫无拖泥带水；那唱腔，满是铿锵有力；那布景，全然咫尺千里；那情节，却是真假莫辩。
而JQ真正的才华在于将传统戏曲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典型的就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甚至，后来的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之类的，也是借鉴西方戏曲舞蹈模式。
为此，也有人诟病，说样板戏将传统京剧改的一塌糊涂，这显然是在哗众取众，因为样板戏的改动，只是改了京剧的表，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口味，却未动京剧的实。
那么会有人要问，什么是它的“实”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看不清自己，去照一下镜子就知道了，找不到“实”就跟西方戏曲比较一下嘛。
其实说京剧，莫不如说中国传统戏曲更确切。毕竟中国地方戏曲近三百多种，流传广的至少也五六种，而京剧是首都的地方戏，在传播宣传方面自然有先天优势，这点无可厚非。
那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比较的话，就是著名的世界表演三大体系了——斯坦拉夫斯基、布莱希特还有梅兰芳。
其实现在人更钟情于斯坦拉夫斯基的体系，即便不知道斯坦拉夫斯基是谁。如果这样说很生涩的话，那么不准确地说就是现在人大都喜欢看更贴近实际人物情感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而不太看歌剧或者京剧了（其实京剧也叫北京歌剧PekingOpera嘛）。
那么，更接近实际人情世故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就是斯坦拉夫斯基的表演之法的话，那么歌剧和京剧就分别是布莱希特和梅兰芳的表演模式了。姑且这么评定吧。
斯坦拉夫斯基就是把表演者放在角色本身的感情中考量，讲究演员在舞台上不是再表演，二就是在生活；与之相反，梅兰芳所代表的京剧却恰恰是在告诉人们，舞台上的表演就是表演，不是生活，要不舞台上的人怎么会有各色各样的唱念做打，有分门别类的生旦净末，还有五颜六色的花脸道具，更兼有似是而非的综合布景；布莱希特恰恰中和了二者的思维方式，因为他的生活经历使之从东西方的差异中独辟蹊径，总结了包括古希腊以来的众多表演方式。他认为，表演既不能完全去考虑演员和角色的融合，也不能绝对分开，如此一来，我们听歌剧的时候，就会听到是一样的语言，时而对白时而吟唱的表演形式。
而说到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样板戏的排练的时候，他们把京剧的精髓保留了下来，而用了现代的乐器甚至声音模仿设备，这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也是我们应该发扬的。
这其实就像是绘画艺术一样，如果斯坦拉夫斯基是写实派的话，那么布莱希特就是印象派，而梅兰芳代表的则是中国泼墨山水的写意派。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面提到，艺术在于模仿，而模仿可以是它本身，也可以模仿得比原来更美或者更丑。——这其实就是三种体系对于现实与理想两个的侧重点不一样罢了。
我要说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的事情，完全抛弃了中庸之道。——我们或是推崇，或因恐惧，往往赞美其为完美无缺者，在被打倒后，我们同样或是反对，或因盲从，往往也是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然而有一件东西，却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那就是四人帮被打倒了，却很少有人说要把她的样板戏也批判一番，相反，这些经典的戏曲依旧流传于今，经久不衰，历久弥香。
这是人对美的本能的认可，让人觉得，一切的空洞造作在本能面前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