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4【品烟如品人】
“见机行事,入土为安”这幅对联,明显借鉴了陈寅恪的“见机而坐,入土为安”。
傅斯年和陈寅恪等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坑,上面盖木板和沙土。当日机来轰炸的时候,他们就钻进地洞里。由于洞里常常有积水,陈寅恪都是带着张板凳去坐着,因此凸显一个“坐”字,后世往往误读为“作”。
真正的“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是剧作家卢前创作的对联,而且时间更早——卢前在躲避南京轰炸时,在自家弄了个地下室。
一个来自北平,一个来自南京,前者到了昆明,后者去了重庆,陈寅恪和卢前应该是没有什么交集的。所以这两幅对联不存在谁抄袭谁,应该是各自有感而发,恰好只有一个字不同而已。
倒是另一幅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应该恐怕真是某位理科学生的杰作。
对于西南联大的男同学而言,躲轰炸并不值得恐惧,反而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情,因躲避轰炸而成为情侣的学生可不止一两对。
防空警报有三种——
第一种是预先警报,就是在防区边境发现敌机,有可能入境轰炸。
第二种是空袭警报,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进了云南境内,但不一定会到昆明这边来。师生们若是听到这种警报,根本就不理会,照常坐在教室里上课做学问。
第三种是紧急警报,连续不断的急促断音,表明预警员已经确定飞机要来轰炸了。
抗战时期中国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完善,像之前那次重庆空战,若不是日机朝东北边绕了一圈来偷袭,恐怕还没到三峡就被防空观测站发现了。
今天周赫煊听到的就是紧急警报,许多男同学第一反应不是赶紧跑,而是返回宿舍取来珍藏的零食——花生米之类的。
拿到零食以后,那些男同学就站在后校门等待,看到心仪的女同学立即迎上去。危险带来的是同生死共患难,分分钟拉近彼此的关系,若再能到坟地里躲着警报一起吃花生,再聊聊天,谈谈人生理想什么的,那基本上就距离情侣不远了。
跑防空警报的“对儿”不是固定的,有可能这次刚熟悉起来,下次就被人抢了“女朋友”。写那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对联的理科生,估计就是女孩子被人抢了吧,感慨之下对几何三角有了新认识。
见到石子嵌出的“恋爱三角”,周赫煊忍不住朝金岳霖看去,发现这位先生两手空空,并没有带什么皮箱。
汪曾祺的文章里记载,西南联大有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
很多人认为暗指金岳霖和林徽因,但描述却不对啊。金岳霖虽然也研究东方哲学,但更擅长于西方哲学,尤其是逻辑学,形容他的时候应该把“东方”二字去掉。
看来那位痴情的哲学教授另有其人……
“轰,轰,轰!”
轰炸声不断传来,山洞里的先生们却面不改色,或坐或站在那儿谈天说地。
除了周赫煊和两个保镖以外,山洞里还有“庚款掌控”梅贻琦,“易燃易爆”闻一多,“情痴圣哲”金岳霖,“橘子达人”朱自清,“踹裆狂徒”刘文典,“楼梯难上”费孝通,以及一个端着饭碗的野生男同学。
朱自清陶醉地吐着烟圈,点评道:“明诚你应该在昆明长住,教授们的香烟问题就解决了,昆明这边可不好买骆驼烟。”
闻一多笑着接话道:“我无所谓,洋烟国烟来者不拒,反正有烟抽即可。”
“你是抽烟的大方之家。”朱自清说。
金岳霖则不同意闻一多的观点:“烟也分几个档次。上品为雪茄,中品为香烟,下品为水烟。中国的香烟和水烟都不好抽,太次了,我宁愿选择不抽。”
这三位先生都是老烟枪,朱自清写散文把抽烟上升到哲学高度;闻一多上课时跟学生一起抽,有时候还找学生借个火;金岳霖曾经抽德国大雪茄抽醉过,醉烟之后产生了自杀念头。
朱自清哈哈笑着对金岳霖说:“那你是抽烟的行家。”
闻一多则反驳金岳霖道:“洋烟是烟,国烟也是烟,雪茄、香烟、水烟都是烟。按我说,众烟平等,何分高下?这就跟人一样,当官的是人,做学问的是人,种粮食的也是人,都一个脑袋俩胳膊,本质上是相同的。”
金岳霖不善言辞,只嘴硬道:“反正我不抽劣烟。”
从抽烟就能看出两人的性格差别,金岳霖属于那种宁缺毋滥的人。自从恋上林徽因以后,就此终身不娶,就好像知道了好烟的味道,宁愿忍着烟瘾也不抽劣烟。
金岳霖一生喜欢养鸡,起因也是林徽因开玩笑送了他一只大公鸡。他不但在北平养鸡,在昆明也养鸡,到了李庄还养鸡,似乎看见鸡就看见了林徽因本人。
话题从抽烟开始,渐渐聊到国内外工业,非常认真地讨论国烟为什么味道比洋烟差。
紧接着,谈话内容渐渐转到物价和工资上来。刘文典也是个抽烟狂魔,他抽完一根又找周赫煊索要一根,点上烟说:“梅校长,现在物价涨得厉害,是不是工资也该涨了?有些老师吃不饱饭啊。”
为什么三校合并以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会主动离开,让梅贻琦安心担任西南联大校长?
因为梅贻琦是清华校长,他手里有庚子学款!
你没听错,清华庚款还没用完——直到周赫煊穿越那会儿,台湾清华大学每年还能收到庚款支票。
梅贻琦摇头道:“每年清华庚款的定额有限,还要支付学生的留美经费,我是不敢轻易动用的。而且,给老师涨工资,那得教育部说了算,我不能擅自做主。”
费孝通出主意道:“涨工资你做不了主,可以给老师们发补贴啊。”
朱自清说:“对,补贴酌情而定。有在其他学校兼职讲学的,少发或不发,一心一意在联大教书的可多发。有其他收入的教授可少发,只有工资收入的教授可多发。特别是理工科的教授,他们的日子确实难过。”
梅贻琦皱眉道:“我再考虑考虑。”
像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这样的文人,其实日子还过得挺不错。他们除了当老师领薪水,还有各种稿费和版税,家底儿是比较厚的,支撑1939年的物价绰绰有余,甚至还能隔三差五去下馆子喝小酒。
真正穷的是黄子卿那种理工科教授,虽然他出身士绅之家,但口袋里真没几个闲钱。
如今黄子卿已经测算出水的温标,属于国际科学界大拿,随随便便在国外找份工作都能过得很滋润。但他却选择回清华任教,并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电化学研究的实验设备,以前攒的钱全帖进去了。
从北平前往长沙,再辗转来到昆明。黄子卿拖家带口的,除了工资没别的收入,有时候还要自己贴钱做实验,所以穷得连香烟都舍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