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破碎的梦(下)
但是师少鹰却在用力点头,从本质上来说,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大大的愤青,所以他在写作时,主角动不动就会慷慨激昂的进行演讲,最终被誉为“口号男”。
师少鹰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对着刘二喜略略一抬,“敬你。”
在喉咙里大大的灌了一口水后,刘二喜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快乐的欢笑,“在我二十岁那年,一个陌生的男孩突然跑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封我本家大姨写的信,告诉我,他是我的亲弟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我老爹死之前,老妈又怀上了孩子,他是一个遗腹子。我家那么穷,老妈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可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就把我弟弟过继给大姨。我弟弟十八岁后,按照山里的规矩,已经该找相亲找对象了,现在想结婚什么彩礼啦,相亲啦,滴酒啦,回礼啦,看房啦,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大堆,反正都是要钱,大姨家也穷,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最后又把我弟推到了我的身边。面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我虽然很惊讶,但是更多的却是快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个最亲的人,在外面飘了那么久,孤独了那么久后,我又有家人了!”
两个大男孩一起飘泊在城市中相依为命,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又缺乏学历,能找到的工作不会怎么好,生活当然很辛苦。
但是对刘二喜来说,这却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如果非要总结一下的话,在山东沿海城市,是韩国和台湾投资商多,在这里就是合资工厂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就好象我们进入的那间厂子,员工足足有三万多人,就是制造一些塑料生活用品,接定单出口到美国。”
“那些塑料用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之所以能够出口到美国,不过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力相当廉价罢了。工厂的管理层真的很聪明,很会钻国家政策的漏洞。国家规定,在周末加班,应该支付两倍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应该支付三倍的工资。可是我们的工厂,却定出了‘换休’制度,如果我在周末加了班,我可以在周一至周五选择一天休息。换句话说,我就算是周末或者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也绝对不会多拿一分钱。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就算心有不满,胳膊扭不过大腿,忍一忍就算了吧,想想看新闻里那些讨薪还挨打了的农民工,我们真的应该知足了。”
师少鹰听得很认真。他从来没有在类似于此的工厂里打过工,更没有被人克扣过工资,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原来还有一些工厂的管理者,在用这些方法偷换概念,用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成本。
“每一个地区,都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公布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国家规定,该地区人均收入,不得低于这个标准。工厂管理层很聪明很聪明,他们定的工资,百分之百会卡着最低保障标准走。”
听到这里,师少鹰摇了摇头。工厂管理层,明显又在偷换概念了。
人均收入,指的是一个家庭总收入,除以所有人口得到的数字。打个比方,一个家里有五口人,只有夫妻两个人工作,夫妻两个人的月收入都是三千元,总收入六千除以五,他们的人均收入就是一千二百块钱。换句话来说,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永远比夫妻两个人的工资低得多。
那些工人一个吃饱全家不饿还好些,拿着一个城市最低保障收入,总算还能活下去。如果他们还有家人要养活,他们的人均收入,就会远远低于政府公布的标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人想要养老婆,养孩子,攒上一点生病时应急的救命钱,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加班。
“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累得站在那里都可能睡着,我们就这样努力活着。可是随着经济危机来临,工厂接的定单变少,我们加班的机会也跟着少了,最惨的是,明明经济危机来,在我们身边的物价却涨了。考虑到物价因素,政府宣布我们这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七百六十块,调到了八百三十块。听到这个消息,厂子里的人都很高兴,这说明我们终于要加工资了。事实上,如果工资再不涨,我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看着刘二喜缓缓捏紧了手中的塑料瓶,不用问师少鹰也可以猜到,涨工资,就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许,所有的冲突,也来自这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调高了七十块钱,看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费,都是根据工人的基本工资除以正常工作时得出来的数字。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会跟着涨,虽然每个人最终也不过就是多拿上一两百块,但是对一个拥有三万名职工的厂子来说,每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万的人力成本。
虽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但是那些工厂主肯定是能拖则拖。拖上一年,他们就能节省七千万,省的当然就是赚的。
如果在平时,他们拖个一年半载的再调整工资,工人们能凑合过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价涨了,此消彼长之下,一些拖家带口的工人,基本已经无法再活下去。
“大家实在撑不下去了,后来就有人合计着,举行一场大罢工,要求工厂按照政策给大家加薪。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全厂停工,有超过四千人走到街头游行抗议。面对这一幕,卢有才这位老板终于慌了。他派人四下做工作,找这次罢工的带动者,给他们塞红包。在工人当中影响力强的人,能得到两三千的红包,影响力弱但是也算个人物的,能拿到五百到一千的红包。”
说到这里,刘二喜的脸上露出了愤怒与不屑,“当然,这些钱也不是白拿的。拿了这些钱后,就要立刻结算工资,然后卷起铺盖滚蛋,他们的名字也会被编进工厂的黑名单,永远不会再被录用。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珠江三江洲地区,最不缺的就是工厂,能拿上一笔意外之财,再重新换个工厂,又有什么不行的?现在经济不景气,实在不行,拿着这笔钱先回老家,等经济危机过了再回来。就这样,卢有才老板只是给两百多个领头人塞了红包,就轻而易举把我们这次罢工‘压制’了下去。”
师少鹰低声道:“你没有拿那个红包?”
刘二喜能对“红包”事件了解得这么清楚,肯定也是“编制内”成员。
刘二喜点头,“他们给我送来一个两千块钱的红包,要我在协议书上签字,声明自愿离开工厂,双方再无瓜葛,我没有同意。我之所以站出来,是想给厂子里的兄弟姐妹争取应得的工资,而不是想要别人拿着一个两千块的红包来收买我,然后再乐颠颠的滚蛋。”
在工厂管理方看来,刘二喜这种连红包都不收,坚持不肯退让的人,无异于是刺头,更是工厂恢复运作的障碍!既然绝大多数人已经被解决掉,用红包不能打动刘二喜,敬酒不吃吃罚酒,花点钱找几个人,半夜冲进刘二喜的家,用木棍和他交流一下,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睛,这后面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一个身家超过十亿,在当地关系网支连错杂,可谓是黑白通吃的大老板,想要收拾一个小小的刺头工人,那真是太容易不过了,也许在他的发家史中,类似于此的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
让卢有才没有想到的是,上山多了终遇虎,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一个为了自己弟弟,敢于拼死一搏的超级刺头!
并不是所有人,面对强权暴力,都会象母鸡一样乖乖趴在下等待他用金钱和打手去宠幸;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身为一个的道德与良知。
虽然,刘二喜的这次反抗,代价实在太大了一些。
师少鹰沉默了很久,才沉声道:“你的故事讲完了,在对你提出我的个人建议前,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
虽然很出乎预料,刘二喜回复得仍然很干脆:“想!”
“我老爹是少将,我老婆的老爹也是少将,我们两个人在同一所少年军校里初识,只不过我在十四岁就因为太调皮捣蛋,被学校扫地出门,而我老婆,却一路走了下去。虽然后来我又进入军队,可是职务却总是比她低上一级。我是上尉时,她就是少校,而且这种差距,将来必然还会越来越明显。再后来,我在边境线上和印度的特种兵打架,他捅穿了我的右手,我一脚把踢成了太监,为了平息事态,我就被送回内地,结果03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裁军,又被丢到了地方预备役,进去没几天,就因为同事联起手想排挤我,大打出手,一下子干进医院三个!反正弄来弄去,最后还是脱了军装,成了一个升斗小民。不过还好,我的未来老婆大人没嫌弃我,我二十九岁,她二十八岁那年,我们结婚了。”
刘二喜道:“恭喜!”
“恭喜个屁!”